但其问题就在于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垄断了整个开发市场，成为政府捞金机器。

不过同期工业增加值与GDP简单相关性还是要高一些。统计过程技术困难会导致误差。

统计数据如果出现重大失真，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可能被误导。这种说法对吗？卢锋：不同经济指标都有其具体统计对象和认识功能。其实即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类统计误差。改革开放后随着历史经验总结以及各界有关认识提高，这方面情况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但是如何降低统计数据的技术性和人为性误差，仍是各界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更应是官方统计部门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指数显示的中国经济动态变化在总体趋势上和官方指数差异不大，但在具体的波动幅度上却要明显得多。

新京报：舆论认为，克强指数能够精确反映经济现状，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指标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还体现在具体数据的易于核实上。卢锋：伴随中国开放型大国经济多年成长，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工业利润指标预测早已形成一个相对专业并有数以百计职业经济学界从业人员的专门行业。[ii]一些城市的房价继续大幅度上涨。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理论和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包括城镇化）的要求和现实了，应当改变为农户和农业企业对国家的永佃制，村和村民组不再具有所有权和对农户租佃（承包）国家土地的使用权。住房完全商品化，就会变成投资甚至投机的对象，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无房户，而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房空置。但是遗憾的是，房价上涨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在2009年又一次狂涨。不愿意的可以解散，已经建成的住房可以销售完，已经进行的项目可以转为公营。

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家庭（与在农村居住时相比）的消费将大幅度增加。也就是说，住房的面积越大、区位越接近城市中心，每平方米的价格就越高。

新加坡由政府建设组屋，再按居者有其屋的原则买给居民。六、城市住房公营和计划管理改革的意义（一）城市住房公营和计划管理改革排除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使之能切实推进。把本属国有的土地批租给个人，让个别人从中大赚其钱，而让土地的真正主人再掏数倍的钱去买房。如果现有高房价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格局不改变，少数人利用房地产发财致富成为高收入阶层，一些低收入阶层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而大多数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则因为其收入的大部分要花在买房或租房上，实际生活水平就下降为普通水平，甚至与享受了低价住房的低收入阶层相差无几，扩大中产阶级（阶层）的现代化需要（橄榄型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现代化也就不能真正实现。

（六）城市住房建设从征地、建房，到出售给居民，需要较长时间，因而需要大量的周转资金，而这些资金的回收又基本上没有风险，再加上是政府经营，所以最适合使用养老保障基金。农业用地以保障性为主：一是保障全国人民对粮食、蔬菜、瓜果和其他农作物的基本需要。一方面是缺少建房用地，而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商大量地炒作和圈占土地。剩余的居民住房由市政府提供。

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进行投机，造成实业经济资金短缺和资金链断裂。这样的做法忽视或违背了我国与西方国家一个根本的不同，这就是我国的土地是公有的（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而西方国家的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

按照上述办法，经过长期发展，就会形成农村都变成了农业专业户，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都变成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四、现有商品化+私营+宏观调控模式造成的失误和危害（一）促成了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城市周围的土地转为非农用地，价值大增，还由于国家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使这些土地的价值增加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有其必然性。2008年，笔者就撰文提出，解决我国部分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不能只靠到西方经济学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中去寻找药方，必须通过对我国社会体制的深入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三）给腐败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城市郊区农村建设用于出租或出售的住房的土地，也要征收合理的地租（因为这些土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城市用地）。住房可以交旧换新、交旧换旧。

（二）可以继续发挥行政企事业单位在保障职工住房方面的作用，允许它们给职工建住房，按统一价格出售。(四）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已有先例。

（四）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改革。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由于住房价格会随之上涨，投入住房建设的养老保障基金在金额上也可以随之上涨而保值。

面积越小、区位越远离城市中心，每平方米的价格就越低。对现已购买的私人住房，要承认和保护其合法权益，允许出售和出租，但要纳入计划考虑之中，有住房的不再计划安排（需要换房和拆建的除外）。

在增加了地租的征收范围后，可以相应减少对普通居民住房加征的地租。土地国有，城市住房实行公营，本来有利于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有利于阻滞两极分化、实现公平正义，但是，我们照搬西方的做法，搞房地产私营，结果把优势变成了劣势，加速了两极分化、违背了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荡然无存。（三）城市可用于建住房的土地有限，所以住房的供给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而住房又可以作为保值增值的不动产，容易出现超过人们实际居住需要的购买需求。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要么是农户，要么是城市居民：农户有耕种土地和宅基地的保障，城市居民享受城市的住房和其他保障。

（四）阻滞了中产阶级（阶层）的发展壮大。一、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的涵义主张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并不是要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三）城市住房公营和计划管理改革增加了城市政府对居民的责任，促使政府职能实现由权力型向责任型、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根本转变。经济适用房僧多粥少，很难顾及农民工。

二是保障农民耕者有其田。能买得起住房的买房，实在买不起住房的提供廉租房。

有些城市还规定住房价格的上涨幅度不能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但是，国家对失去租佃地的农民要进行安置：安置新的租佃地（作为耕者有其田的保障）或者转为市民，享受城市居民在住房、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所以，与资本主义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增加的收益不能由土地的租佃者所得到，而应由国家得到。而且，房地产开发官商互利的利益机制已经扩张到了农村，使许多农民住进了既不是务农（包括养殖）之地、又不是打工之地的商品房中，造成浪费。

非农用地中用于居民住房的部分，也具有保障性，即保障居者有其屋。（二）人为地扩大了贫富分化。

该国居民中有80%以上的家庭都住在组屋，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住房的公营和计划管理。根据我国的国情,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房地产需要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

公共所有土地大致可划分为农业用地和非农用地两大类。要逐步改变依靠临时性的农民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做法，要求用人企业和单位与农民工签订较长期的合同。